胡愈之印象记 ―― 一个后辈的怀念
记得那是1977年初夏，我在北京政协礼堂休息室首次见到胡愈老，我是因注释《鲁迅全集》书信的需要，特地去向他老人家请教的。他的大名我当然早已知道，
三年以后，我与王自立先生合作编注《郁达夫忆鲁迅》一书。自然地想到应请胡愈老题签。正好我那时有北京之行，就再次去拜访他老人家，不巧那天胡愈老外出，我只能在门口值班室留下一张字条失望而归。没想到两天之后，我就收到了他老人家的复信和他亲笔书写的“郁达夫忆鲁迅”横竖条各一幅，信中谦虚地说，你们编这本书，很有必要，但我毛笔字写不好，很少为别人题字，勉强写了两条，能不能用，由你决定。这信，这字幅，怎不使我欣喜万分，后来选用了胡愈老竖写的那幅题签，书在花城出版社出版后，引起海内外文艺界人士的注意，算是没有辜负他老人家的一片盛意。
后来几年，考虑到胡愈老年事已高，又忙于国事，我尽可能不再去打扰他老人家，不过有时在研究中碰到无法解决的疑难，仍忍不住去信，他总是有求必应，及时作复。现检出两封，照录如下：
陈子善同志：
二月三日来信收到。
秋白同志牺牲后，鲁迅先生很可能邀集一些党内和党外同志开会商谈过出《海上述林》等事。但是我是否参加那一次的会，全不记得了。捐款可能是有的，但我也记不得了。如果是在郑振铎家开会，是有可能的。我生平唯一一次和秋白同志见面，也是在郑振铎家，当时是商量文学研究会事，但那是1923年前后的事了。我只记得《海上述林》出版后，鲁迅先生曾送我一册，这本书(上下册)现在我还保存着，在抗战时，我所有的书籍文件都丢失了，唯有《海上述林》是由我的现已过世的兄弟仲持代我收起来，所以至今保存着。特复，祝
春节愉快!
胡愈之 二月七日
子善同志：
兹九转来信收到。
承询洪、黄、胡、韩情况，我都不清楚。只有韩槐准我是相识的。他是研究一种药用植物，即红牡丹起家的。在新加坡搜集中国古瓷器，献我国博物馆。约在六十年代回北京定居，任故宫博物院顾问，不久即去世。其余的我就不知道了。
匆复，祝
健康!
胡愈之 二十一日
第一封信写于1980年，当时我正在查考鲁迅与瞿秋白的交往，向胡愈老请教鲁迅编印秋白遗著《海上述林》的经过；第二封信则写于1982年，当时我正在研究郁达夫旅居星洲的活动，向胡愈老了解其星洲友人黄孟圭、胡浪漫、韩槐准诸位的情况。这两封信不仅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今天重读，更使我深深感到胡愈老的诚恳和热情。
为了纪念郁达夫殉难40周年，我和自立先生又合作编订一本《回忆郁达夫》。征稿期间，我无意中在达夫先生的侄女、画家郁风先生处发现胡愈老于1947年郁达夫被害两周年时在他自己主编的新加坡《南侨日报》上发表的《关于纪念郁达夫》一文，不禁大为惊喜。文章虽仅短短千余字，却颇为重要，文中强调：“达夫可算得近代中国少有的一个天才诗人，他的作品应当在中国文艺史上，永远保留一个地位。”遗憾的是，这篇文章国内一直无人知晓。为慎重计，我立即复印一份寄请胡愈老过目审定。他老人家十分高兴，亲笔在影印件上加了两个说明寄还我，同意收入重新发表。对文中提到的当时星洲的“文化比椰粕和香蕉皮更不值钱”这句话，胡愈老唯恐现在的读者看不懂，还特地加了一句注释：“日占领新加坡时缺粮食，一般食用椰子的糟粕和香蕉皮，在市上出售。”他的认真和细心，由此可见一斑。这一切，无疑是对我们工作的肯定和宝贵支持。而今，几经周折，拙编终于问世，胡愈老却不及亲见了。
众所周知，郁达夫在南洋失踪之后，海内外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说惨遭日寇暗害的，有说为印尼游击队所杀的，更有别有用心者说他死于共产党友人之手，还有说他已遁入空门的，等等。胡愈老的长文《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以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首次揭开了郁达夫失踪之谜，在郁达夫研究史上占着重要的地位。但是限于当时的客观条件，这篇文章也存在不足之处。文中说郁达夫1945年8月29日晚失踪，9月17日被害。根据当时日寇已宣布投降的形势．似乎不大可能把郁达夫关押半个多月再下毒手，因此，我对郁达夫死于1945年9月17日说产生了怀疑。1983年下半年，日本研究郁达夫的学者铃木正夫先生到复旦大学访问，我有机会与铃木就这个问题多次交换意见。铃木透露他已找到当年下令杀害郁达夫的日本宪兵队头目，并掌握了关键性的证据，只是这个头目不敢承认。这个消息非同小可，我马上写信向胡愈老和郁达夫的另一位好友楼适夷先生汇报。
翌年夏天，楼先生到上海，打电话约我见面，说是胡愈老要他传话给我。我赶到楼先生住处，看了胡愈老的信，始知他老人家非常关心此事，他把我的信转给楼先生，并要楼先生转告我，他坚信郁达夫为日本宪兵所害，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进一步探讨郁达夫被害的详细经过，他要我与已经回国的铃木保持联系，敦促铃木利用他的有利条件，把郁达夫被害真相搞个水落石出。显而易见，胡愈老并不因为日本学者和我对他文中所说有不同看法而感到不快，而是尊重事实，欢迎争鸣，以实际行动提倡学术自由，这种宽容、豁达的态度尤其使我感动。
于是，我遵照胡愈老的嘱托，在与铃木通信时多次提到此事，希望他能进一步调查。铃木经过努力，终于说服那个宪兵队头目私下承认是他下令在1945年8月29日晚或30日凌晨秘密绑架杀害了郁达夫，虽然仍存在不少疑点。铃木的调查报告在1985年9月富阳纪念郁达夫殉难4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宣读后引起海内外关注，会后我把协助铃木整理的调查报告中的文稿寄给胡愈老。万万没想到不到5个月，胡愈老就永远离开了我们。
历历前尘吾倦说――琐忆俞平伯先生
1990年10月15日，俞平伯先生走完了他91年漫长而又历尽坎坷的人生旅程。之后的两个多月，几次想写文章纪念他老人家，却不知怎样下笔。论交往，与俞先生仅一面之缘，论治学，更无法窥其堂奥，难以评说，写什么好呢?思来想去，还是从那次有点尴尬的见面说起。
1988年冬，我到北京与上海书店出版部负责人刘华庭兄一起去钓鱼台南沙沟公寓专程拜访俞先生。俞先生年高体弱，深居简出，已很少与外界接触。我此次冒昧求见负有一项重大而自知也是艰巨的使命，即请俞先生撰文回忆知堂老人。
俞先生与知堂老人有极其深厚的师生之谊，居知堂“四大弟子”之首(另三位是废名、江绍原和沈启无)。俞先生自己也有诗为证：“曲巷经过熟，微言引兴狂。流尘缁客袂，几日未登堂。”当年俞先生是知堂八道湾寓所的座上常客，“几日未登堂”可见关系之密切。因此，在我看来，俞先生虽已很少动笔，但撰文回忆知堂，于情于理似乎都不容推辞，何况还有华庭兄同行。华庭兄主持上海书店出版部多年，影印“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百种，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工作。他先后重印出版了俞先生的《燕知草》及乃曾祖俞曲园、乃父俞陛云的著作，俞先生十分高兴。所以我对此次拜访还是抱有信心。
华庭兄告诉我，平时有一位保姆照顾俞先生起居，有客来，必由她先通报。不料那天下午保姆上街购物，以致我俩在俞先生门口站了足足两个小时，才得以进入那间陈设简单、悬着曾国藩手书“春在堂”横匾的客厅。俞先生尚未起身，等到他颤巍巍扶着椅背桌角走出来与我们握手相见时，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俞先生的确衰老了，要不要再提约稿的事?我曾有一阵犹豫。但既来之，不提不甘心，寒暄过后，我马上切入正题，恳请他老人家拨冗为拙编《回忆知堂》撰文。没想到俞先生沉吟片刻，只说了3个字：“我不写。”我不禁着了慌，连忙搬出一大堆理由，企图说服俞先生，甚至退而求其次，俞先生不必亲自动笔，只需口述，由家人记录整理，哪怕谈一二件琐事也可以，总之雪泥鸿爪。留点史料给后人就好。华庭兄也帮我说了不少话。但俞先生丝毫不为所动，态度很坚决：“我已停笔，不写了，此事不要再提了，请你们谅解。”当时的尴尬情景可想而知。幸亏华庭兄灵活，岔开话题，气氛才逐渐活跃起来，大家谈上海古籍出版社刚出版的《俞平伯论〈红楼梦〉》，谈上海书店将影印俞先生的最后一部散文集《燕郊集》，俞先生的兴致越来越高。我们告辞时，他老人家还正襟危坐，愉快地与我俩每人合影留念。
这次拜访虽未达到目的，但见到心仪已久的俞先生，毕竟令人难忘。只是俞先生为什么坚持不肯撰文回忆知堂，是真的停笔，还是仍然心有余悸，或另有难言的隐衷?我觉得还是个费解的谜。后来读到俞先生80岁后得句“历历前尘吾倦说，方知四纪阻华年”，不禁有所领悟。俞先生才华超群，却半生风雨，华年受阻，往事不堪回首，到晚年不但不写自传，也不写任何回忆录，对所有的请求一概回绝，正如他的外孙韦柰先生在《俞平伯的晚年生活》中所说的：“他，倦了，不想说，也懒得说了。”这可以看作痛定思痛，愤极无言，又何尝不可看作对人生沉浮已经豁达超脱?其实，俞先生对知堂老人一直遵“有事，弟子服其劳”的古训。上世纪40年代末，俞先生先是致函胡适之，后又与沈兼士、邓以蛰等名教授联名呈文国民党政府，要求对知堂从轻发落，“俾就炳烛之余光，完其未竟之著译”，被士林誉为古道可风。到了“文革”浩劫，俞先生在惨遭“红卫兵”抄家批斗、受尽折磨、自顾不暇之际，仍偷偷向学生吴小如打听知堂老人的消息，其笃于风谊由此更显得可贵。因此，尽管俞先生未能留下关于知堂老人的片言只语，他已用往昔的实际行动做了说明，我们后辈就不必苛求了。
你知道鲁迅先生是怎样抽烟的吗？――纪念郁风老师
认识郁风老师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事了。那时我醉心研读郁达夫，郁风老师是郁达夫的侄女，自然非拜访请益不可。
郁风老师是谦虚的。1984年秋她的第一部散文集《我的故乡》问世，郁风老师就马上题赠给我，除了写上我绝不敢当的“陈子善同志存正”，还特别写下一段话：“1948年8月因远在新疆，未及看清样，误植之处不少，印刷纸张低劣失真，只能遗憾!”在送我的这册《我的故乡》上，她仔细地用红笔一一校正错字和漏排，增写插图说明，补注各文出处，如此一丝不苟，我现在重新翻读。遥想当年情景，仍然深受感动。
郁风老师又是善解人意的。苗子先生是大书法家，我很想得到他的墨宝，却又踌躇着不好意思贸然开口。她老人家猜出了我的心思。有次我拜访她时，正巧苗子先生在铺纸濡墨，准备挥毫，她见我欲言又止，就悄悄问我：你是不是想要苗子的字?我来跟他说，你想要他写什么内容?这真让我喜出望外，厚颜要身为郁达夫女婿的苗子先生书写一首达夫的诗。不久苗子先生一幅俊美飘逸的达夫七绝《自万松岭至凤山门怀古有作》就翩然飞到我的案头，至今仍然悬挂在我书房，视为拱璧。
最后一次见到郁风老师是在2005年10月浙江嘉兴第八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研讨会召开前一周，巴老溘然长逝，但研讨会仍如期举行。我是第一次听到她在大庭广众发言，条理之清晰、感情之深沉，绝非应景的陈词滥调可比。尤其是她强调巴老虽未留下遗嘱，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就是巴老最大的遗嘱，不能不使我肃然起敬。
我与这两位可爱可亲的老人已暌隔多年，因此接连两天早餐时我都与他们在一起。他们像两个老顽童，机智幽默，谈笑风生，文坛艺苑的秘闻轶事信手拈来。郁风老师有点责怪我：我们很久不见了，你怎么不来北京?苗子先生特意写下电话号码，嘱我到北京一定去他们家里聊天。
研讨会闭幕晚宴上，我又与郁风老师和苗子先生同桌。酒过三巡，我点燃了一支通常是女士抽的“摩尔”。邻座大惊小怪起来，又因为全桌仅郁风老师一位女性，竟怂恿我向她敬烟。这“吸烟是有害健康”的，弄得我有点尴尬。郁风老师笑着说，我已多年不抽烟了，但你敬我，可以破一次例。当她把烟递向嘴边时，又突然停住，向我发问：你知道鲁迅先生是怎样抽烟的吗?我一下子被问住了，不知如何回答。郁风老师就把烟拿在大拇指和食指中间向全桌人示范，大家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鲁迅抽烟不是把烟夹在食指和中指之间，他的姿势与众不同，只有烟瘾很重很重的人才会这样抽烟。于是郁风老师娓娓而谈，回忆起1934、1935年间，郁达夫来上海时经常带她去内山书店，经常在内山书店见到鲁迅；还回忆了鲁迅应郁达夫之请，多次赠送他自印的版画集给正在学习美术的郁风，包括1936年出版的8开珂罗版宣纸精印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郁风老师还清楚地记得版权页上有鲁迅亲自用毛笔所书编号“37”。我边听边想，这是多么重要而有趣的文坛掌故啊，一支小小的摩尔烟，竟让郁风老师打开了记忆的闸门，太值得了。
（摘自《这些人，这些书：在文学史视野下》，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5月版，定价：3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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